藏書和讀書

余創豪


梁實秋先生主編的「大書坊」,是我年少時最喜愛的書籍之一,「大書坊」 介紹了舊日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坊、天下第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家的故事及 種種令我這個「書痴」醉心的書本趣談。

年少時我曾經有一個志願,就是要開創自己的大書坊,我父母從事印刷業, 自己又曾在兩間圖書公司任職,因工作之便,我收藏了數量極多的書。

可是,我來到美國之後,買書量便大大減低,一來英文書太昂貴,二來自 己已經搬過很多次屋,礙於運費不足,很多書不得不割愛送給圖書館和朋友。 當自己在必明治大學(Bemidji State University)時,我起初還有留下教科書, 後來因為需要錢,結果把所有教科書賣光;在漢能大學(Hamline University), 我索性連教科書也不買,只往圖書館借書,現在奧克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圖書館沒有上課需用的教科書,我便用影印本,學期後就把它扔 掉,反正教科書年年轉版,收藏了也沒有用。

簡言之,當自己受教育越多時,我對書越不重視,我已沒有昔日要做藏書 家、要開「大書坊」的傻勁。

其實,藏書與讀書多少,未必與學問成正比,香港陳德錦先生是我十分佩服 的文人,但我到他家中時,發現其藏書只佔了三格書架而已。

李敖曾批評元史家姚從吾,說姚史讀書有如摘瓜,摘了一隻夾在腋下,跟著 舉手再摘,結果讀書多而得到的卻少得可憐。李敖自稱是近代讀書最多的中國 人,可是,他又有什麼可以見稱於世的學術成就呢?錢鍾書看書之博,恐怕要在 李敖之上,但是其洋洋大著「管錐篇」,到底解決了什麼學術問題?

相反西方大師杜威、朗爵、克羅齊和田立克等著作,卻極少徵引,他們只是 分析自己的觀察、洞悉,但卻成一家之言。

讓我再重覆從前說過的禪機:「不讀書即是讀書,讀書即是不讀書,手中無 書,心中有書。」陸九淵說得好:「六經皆我註腳。」知識分子的態度、眼光與 風骨,並不是只靠藏書和讀書而來的。

﹙原載於“澳門日報”19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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