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創豪

從前我以為懂得中文,就已經有足夠資格去研讀中國文史哲。但是當自己接觸過一些美國漢學家之後,便覺得自己十分不足,矢志要急起直追。

當我在明尼蘇達州漢能 (Hamline) 大學修讀碩士學位時,我曾經採用了中英文的文獻資料,寫了一篇關於中國的論文,在文中我說自己已經搜羅了幾乎一切可知的資料。我的教授李察奇根 (Richard Kagan) 問:「你有沒有參考法文、德文和日文的資料?」我很不好意思地搖頭。除了中英文之外,奇根教授還懂得日文、法文、希伯來文……。幸好奇根教授不是苛刻的人,不然我真是糟糕了。

我現在於亞里桑拿州立大學任職,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在這裡教中國詩學的魏世德 (John Timothy Wixted) 教授,魏教授也懂得多國語言:英文、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他說:「在日本和西方有極多水準很高的中國文史哲學者,要涉獵不同文字的著作,才可以集其大成。」他舉出一個例子:「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中國歷史】,不但引用了中文的原始資料和二手研究,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還參考了很多英文、日文、德文和俄文的學術資料。」 他十分欣賞中國學者劉子健教授,他說劉子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人迫害,但是劉教授仍然意識到日本學者對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沒有「因人廢言」。

當然,不是所有中國學者都接受外文關於中國的研究著作,例如很多年前我讀過一本由中國人參考西方材料而撰寫的【社會學與中國研究】,當我請教一位中史老師對那本書的意見時,他看見一大堆英文書目,便質疑為什麼中國人要引用「洋鬼子」的東西來研究中國。

雖然一般西方漢學家都懂得多國語言,但未必每種都能夠流暢書寫和對話。例如有人曾經批評美國漢學大龍頭費正清 (John Fairbank) 教授的中文水平不夠。我接觸過幾位美國漢學家,發覺他們的中文運用主要是在閱讀方面,而不是書寫和對話。

也許這是一個不成文的雙重標準,如果現在一個中國人去研究美國文學或者英國文學,而他不可以流利地用英文去會話和寫作,那麼他一定會被蔑視。但是,我們卻不能只怪責西方人設立這雙重標準,事實上中國人自己有意無意之間也擁護了這雙重標準。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指出:從前一些教英國文學的中國人教授,英語會話並不是很流利,但是中國人仍然接受他們的學術地位,可是,後來的中國學人,卻以西方馬首是瞻,因而激起了唐先生「中華民族花果飄零」之嘆。

現在,中國人是「先敬英語後敬人」,只要一個人英文說得好、寫得好,人們便假設了這人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或者工作能力。最近香港提倡母語教育,但是學校和家長卻群起反對,這正是「先敬英語後敬人」的心態表現。

我從來不會因為那些西方漢學家有限的中文會話和寫作能力,而懷疑其學術水平。畢竟,學術研究不同旅遊翻譯或者生意談判,只要有閱讀和消化書籍內容的能力便是足夠,如果能夠流暢說話和書寫當然更好。我盼望這合理的標準也可以放在中國人身上。

一方面我們不能妄自尊大,認為只需中文便可研究中國文化而輕忽外文著作,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能妄自菲薄,只是「先敬英語後敬人」。能夠不亢不卑,于願足矣!

19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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