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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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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中國和美國裏面都流傳著一種看法：美國將中國妖魔化。可是，這種見解有時流於含混，一來妖魔化的定義並不清楚，其實，報道負面的事情或者發表批評未必就等於妖魔化，例如西方傳媒報道蘇丹內戰造成大量無辜平民流離失所，但這並不等同將蘇丹妖魔化。第二，「妖魔化」往往混雜了一些「神話」，在這情況下，冷靜的抽絲剝繭分析便變得十分困難。第三，美國是多元社會，由極左至極右的言論都俯拾即是，若果注目於一小撮人，就十分容易得出美國妖魔化中國的結論。針對以上問題，首先我們要先為妖魔化下定義，並且檢討某些廣泛流傳的神話是否屬實，跟著，筆者抽樣分析美國政壇、大眾傳播媒介對中國的看法。筆者盡量避免以偏概全，但無意表示自己選取的樣本足以反映全美國。
根據 lawtalk.com，妖魔化是「將個體、群體、或者政治團體定質為邪惡，目的是合理化自己攻擊對方，這攻擊可以是『人格暗殺』（character assassination）、法律訴訟、劃清界線、戰爭。」妖魔化含有兩項元素：第一，報道遠離、誇大、扭曲事實，第二，以道德高位（moral high ground）將衝突黑白二分。前蘇聯異見分子沙朗斯基（Natan Sharansky）指出：製造敵人、製造妖魔是極權政體、威權政體經常使用的手段，目的是轉移視線，令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發洩在一個妖魔身上，從而借助民族主義凝聚人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基督教基要派和傳播媒介對德國的報道，正符合了妖魔化的定義，例如基要派領袖比利辛地（Billy Sunday）宣稱：「若果你把地獄倒轉過來，你發現底部印著『德國製造』這幾個字。」當時美國傳媒報道德軍強姦比利時的天主教修女，德國軍方將人類死屍當為工業原料……。由於歷史學家對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正義性已有定論，這些妖魔化言論往往被忽視。筆者舉出這例子之目的，是要指出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妖魔化言論亦會在重大衝突下應運而生。
可是，有些政論家則認為：即使沒有重大國際衝突，妖魔化現象亦會發生。無數政論家指出：在冷戰結束、蘇聯崩潰之後，美國成為地球上唯一的超級強國，於是乎感到「無敵是最寂寞」，「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所以要「製造」另一個強大而且邪惡的敵人，於是乎中國取代了前蘇聯的地位。這種「妖魔化前蘇聯是因為發生抗衡，妖魔化中國是因為沒有對手」的觀點，其實「永遠都會對」。
不過，這種「心理分析」卻與歷史事實不符。後冷戰的美國由克林頓總統執政八年，期間美國經歷了持續而且強勁的經濟成長，商務部祕書長加頓（J. Garten）形容克林頓的國家政策是「發財政治」（The politics of fortune），克林頓政府的對外政策都傾向溫和，華盛頓郵報記者紀爾（Bill Gertz）甚至批評克林頓對俄羅斯、中國過於姑息讓步，出賣國家安全。在那國泰民安的時期，美國根本全無必要製造妖魔般的敵人，去作出如沙朗斯基所說的轉移視線、凝聚向心力。美國政壇開始懷疑中國是否構成威脅這風氣，在克林頓任內後期才逐漸成氣候。
另一個後冷戰神話，是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政府採取單邊主義路線、鷹派路線，因而造成妖魔化中國的趨勢。其實，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對中國同樣不信任，這一點將會在下面交代。
一九九九年，美國眾議院一個特別委員會發表了針對中國大陸的郭斯報告（Cox report），這份報告指出：以前蘇聯挑戰美國，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蘇聯的路線，「中共可能比蘇聯對美國構成更加危險的威脅……有証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圖將焦點集中在美國脆弱的環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運用政治、經濟、軍事之影響力，將美國推出亞洲和太平洋範圍。」最近美國政府發表對中國軍力的評估報告，亦是老調重彈。
不少共和黨官員對中國存有批判、懷疑的態度，已是眾所周知，以公元二千年美國國會討論是否延續中國享有「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簡稱 PNTR）為例子，印第安納州共和黨議員波頓（Burton）語出驚人：「他們（中國）向我們偷東西，他們竊取我們的機密，他們是自由世界的敵人，他們威嚇台灣和那地區其它國家，我認為他們是對全世界的威脅。」
其實，亦有不少民主黨人反對PNTR。密蘇里州民主黨議員吉刻特（Gephardt）說：「若我們繼續讓他們（中國）做他們想做的，那麼我們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將會是一百億、一百四十億、二百億。」加州民主黨議員派路絲（Nancy Pelosi）指出：「在歷史裏面中國從來絕對沒有遵守任何跟美國簽署的貿易條約，他們繼續侵犯知識產權、繼續出口監獄勞工的產品。」另一位加州民主黨議員沙奇（Stark）措詞更激烈：「這是關於美國是否會跟殺人犯、拷打者、虐待兒童者做生意。」俄亥俄州民主黨議員卡滔（Kaptur）宣稱：「我拒絕在國會中成為中國壟斷財團或者共產黨的工具。」另一位俄亥俄州民主黨議員布朗（Brown）說：「那些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為自由而犧牲性命的男女、那些仍然在監獄中長期受苦的人，是美國開國先賢（founding fathers）思想遺產的繼承者，當他們受到屠殺時，他們徵引了傑弗遜，而不是毛澤東，他們受到啟迪的泉源並不是《毛語錄》，而是自由神像。」
但另一方面，為中國說好話的共和黨人則大有人在，例如伊利諾州共和黨議員簡能（Crane）說：「很多觀察者都相信現在中國比從前任何時候更加自由，中國政府前所未有地容許人民可以擁有財產、房屋、商業，可以旅行，可以賺錢，在幾年之內，超過一半國營企業已經私有化。」懷俄明州共和黨參議員多瑪斯（Thomas）指出：如果將現在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馬列毛思想比較，中國已經進步很多。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議員湯姆（Toomy）與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赫察（Hatch）都支持PNTR，他們認為與中國進行貿易，會有助於中國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會導致法治、人權的改善。
綜合來說，反對和支持對華PNTR是跨越黨派的現象，但是共和黨議員波頓說「中國威脅全世界」卻搶盡鏡頭，他那種誇大的說法正是不折不扣的「妖魔化」，這難怪造成了共和黨人、新保守主義者特別妖魔化中國的形象。
上面提過，「冷戰之後美國需要製造敵人」這論調，似乎不足以解釋為何美國某些官員會敵視中國。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筆者姑且引用一位旁觀者的分析，前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誤解，歸根結底是美國受其歷史文化限制，自踏入世界舞台以來，美國的主要對手或者盟友都是西方國家，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如是，冷戰亦然，歐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蘇聯國際共產運動，都無可避免地最終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唯一的是非西方對手是日本，但美日關係亦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的誤解，日本自一八六八年開始明治維新，矢志「脫亞入歐」，最後走上與歐洲國家一樣的擴張主義道路，美國要以武力佔領日本，將美式民主套在其頭上，才使日本不再成為威脅。換言之，美國歷史並沒有對手「和平崛起」的經驗。
馬布巴尼又指出：美國文化充滿著西方人文主義和理性思想最精髓地方，美國相信鼓吹思想開放、言論自由，就可以對事情作出客觀分析，弔詭地，美國人這種對言論開放的自信，卻構成了觀察中國時的盲點。筆者對此頗有同感，美國國會是一個開放的論壇，但論壇開放卻並不保証發言者有詳實研究、深刻思考，更遑論保証對中國的結論必然可靠。美國政治文化的過度自信，會否重演一次大戰時妖魔化德國的歷史呢？
相對於美國政壇，美國傳播媒介則比較少妖魔化中國的言論，黑心食品、孫志剛虐待致死事件、「一塔湖圖」遭封殺、陳用林在澳洲申請保護簽証、朱成虎核還擊言論、廣東番禺太石川事件……，這些本來可以用來「妖魔化」中國的時事，美國主流傳媒不是沒有報道，就是低調處理。大體來說，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傳媒，如《時代雜誌》、《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告》、《新聞一周》、《商業一周》、《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正面與負面都平衡地報道。
今年六月《時代雜誌》的專題是〈中國新革命〉，該專輯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令許多民間團體冒出來，現今中國已有二十八萬個不同類型的民間團體，他們可以公開地反對某些政府政策；相對從前來說，中國人民享有更多自由，現在你可以在街上咒罵政府領導人，人家會以為你是發神經，但是你不會因此而被拘捕。不過，《時代雜誌》仍然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雖然中國不接受西方側重於言論自由的人權標準，認為對中國社會來說，有飯吃、有屋住才是基本權利，可是即使套用中國的標準，中國人權仍差強人意，因為許多農民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
無獨有偶，今年六月《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告》亦有一個特別報告：〈中國的挑戰〉，該報告指出了中國對美國經濟的挑戰和不利因素，中國大學每年大約有十六萬研究生畢業，這是四倍於美國研究院的畢業生，難怪美國大企業的科研部門逐漸移去中國，可是往往美國企業只是「為他人作嫁」，中國人掌握技術之後就會搶回市場。但另一方面，該報告又指出：中美存在著互利的關係，廉價的中國產品令美國的通脹率和利率偏低，中國亦需要美國貨品，沒有中國的需求，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的美國經濟衰退可能會更糟糕。美國是否需要擔心中國崛起呢？該報告認為，首先，美國沒有能力控制外國是否崛起，第二，即使美國有能力制止中國崛起，亦沒有這個必要，美國的目標應該是幫助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一場新冷戰將會導致一個雙輸的局面。
《新聞一周》亦發表了類似見解：中國的廉價進口貨在過去十年令美國消費者省下了六百億元，而且，中國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債券，所以美國人和政府仍然可以大手筆地花費。可是，若中美發生衝突，這將會對世界造成極大動盪，現在的恐怖主義、伊朗問題、朝鮮問題，都會變成小兒科。《新聞一周》又指出：長久以來，批評中國者說中國的統計數字誇大、貪污問題嚴重、銀行充斥壞賬、貧富懸殊，故此中國將會崩潰，但直至現在，中國仍沒有崩潰的跡象。而且，中國的發展路線和日本很不一樣，日本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但中國則開放予外資，在國際舞台上中國贏取了很多新朋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認為中國增加國防開支是紅色警號，但其實中國的國防開支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
《商業一周》在主張自由貿易的大前提下，不但沒有妖魔化中國，而且不時發表「親中」言論，例如主張美國政府不應該要求人民幣貶值，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企圖收購美國優諾克（Unocal）石油公司而受到美國阻力時，《商業一周》直言不諱這是錯誤的，既然中美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美國應該遵守國際規則，中國容許美國公司收購中國銀行的股權，美國又鼓勵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將自己的石油業開放給外資，那麼美國又為什麼要限制中國在美的投資呢？《商業一周》指出：中國的崛起正在考驗著美國是否真誠地投入全球化體系，十九世紀時美國的工業崛起，歐洲國家經歷了類似的震撼，但最後美國融入了世界體系。
《紐約時報》在本年八月也因著中海油--優諾克事件而批評美國政府的反中派，說妖魔化中國只會製造敵人。此外，雖然中國廉價產品構成美國對中國龐大的貿易逆差，但是《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佛利民（Thomas L. Friedman）仍然支持貿易自由化、全球一體化，他鼓勵美國人發奮圖強，創造新科技和新的就業機會，跟中國人和平競爭。
平心而論，並無跡象顯示美國主流傳媒有意妖魔化中國，畢竟，美國是一個務實主義的國家，不少論者批評美國人的缺點是重視利益，弔詭地，這也是美國社會的優點，對美國傳媒來說，經濟掛帥比起政治意識形態是更加有利。
當中國人批判美國妖魔化中國時，其實亦需要反省中國是否妖魔化美國。一位中國作者曾經寫道：一九九九年單位組織他們到興古靈渠參觀，那邊的紀念館收集了抗日戰爭時期在貓兒山失事的美軍十四航空縱隊飛機殘骸，那些美國空軍因幫助中國抗戰而客死異鄉，但同行中絕大多數人竟然以為是美軍侵略中國而被八路軍擊落，對飛機殘骸踢踩擊打，有人咒罵「這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可恥下場。」這段小故事側面地反映出美國在中國被塑造成什麼形象。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沙巴（David Shambaugh）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拿單（Andrew Nathan）都是久負盛名的中國專家，他們不約而同地慨嘆：雖然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大有進步，可是中國人對美國的理解仍然留於膚淺、甚至嚴重地歪曲事實，很多中國分析家對美國抱著極之負面和陳規（stereotyped）的眼光。於是乎，美國做什麼，中國分析家都會猜想背後必有陰謀或者不良動機。
威斯康辛州大學政治系系主任佛利民（Edward Friedman）指出：自一九九二年起，中國狂熱的民族主義迅速膨脹，一九九四年，即使在北部的偏遠鄉村，人們亦將本土的問題，例如通貨膨脹、失業、貪污等，都歸咎於美國。無奈，這現象彷彿延續至今，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中國問題報告：新世紀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為例，書中所舉出的許多「中國問題」是：「西方視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為最大威脅」、「西方敵對勢力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對我進行西化和分化」、「美國視台灣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為何熱衷插手南中國海事務？」、「美國星球大戰計劃陰魂不散」、「中國會是美國的下一個戰爭目標嗎？」、「美國主流媒體妖魔化中國」、「美國一直在做著文化帝國的夢」、「互聯網上的英語霸權」……。彷彿「中國問題」的罪魁禍首就是霸權主義的美國。事實上，許多中國作者、學者的文章提及美國，都會例牌地加上「霸權主義」的稱呼。
無可置疑，美國政壇對中國抱著懷疑態度，有些言論甚至乎遠離事實，而且論者站在道德高位將複雜事件黑白二分。但這並不是新保守主義共和黨的專利，民主黨人亦對中國不信任。相對之下，美國主流傳播媒介幾乎是唱反調，無數論者鼓吹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會帶來經濟效益，這亦符合美國主張自由貿易化的一貫精神。
中美之間的誤解是雙向的，中國對美國的報道亦有偏頗、扭曲、甚至是妖魔化的地方。本文開宗明義地闡明：報道負面的消息或者發表批評，並不等同妖魔化，事實上，全面地認識一個社會正面和負面的東西，是有助於達成冷靜的判斷、決策。平心而論，在這方面美國比中國處於比較有利的位置，一來美國並沒有流行著排外性質的民族主義，二來獨立的民間傳媒可以對政府官員產生制衡作用。
20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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