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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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知識分子論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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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最近我在《同路人》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歷史教訓了我們什麼？〉的文章，當中我以盧旺達大屠殺為例子，慨嘆歷史悲劇不斷重演。不過，最近卻有令人振奮的消息：美國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派遣一萬名維和部隊到蘇丹的動議，終於在三月份通過。然而，美國和法國仍然為細節問題爭論不休，法國認為應該組成委員會，調查蘇丹的戰爭罪行，並且交由海牙國際法庭審訊，但美國卻主張這應該由非洲國家坦尚尼亞的法庭審理。
在蘇丹事件上，法國代表把持的立場亦有其道理。不過，自戴高樂時代以來，法國在國際事務經常走獨立於美國的路線。眾所週知，許多法國人都懷抱著反美情緒，美國所代表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粗俗的文化……，都是他們憎惡的對象。但曾幾何時，一些法國知識分子卻認為：美國政治社會模式是值得法國人應該效法的。在這篇文章裏面，我將會介紹兩位前後相隔百多年的法國學者，一位是十九世紀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另一位則是被譽為「二十世紀托克維爾」的雷弗爾（Jean Francois Revel）。
法國大革命的慘痛教訓
在未介紹托克維爾之前，必須先交代托克維爾處身的時代背景。托克維爾生於十九世紀初葉的法蘭西，他上兩輩經歷了慘痛的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始於一七八九年，一七九二年法王路易十六被革命政府處死，本來革命家推翻王室的專制統治，是為了成立共和國，為了提倡「平等、自由、博愛」，可是，掌權的雅各賓黨，比起法國王室更加暴虐、更加恐怖，「革命家」聖游絲（Saint Just）說：「不單止叛國者需要受到懲罰，甚至（對革命）漠不關心者亦要一樣，你要懲罰那些對共和國採取消極態度的人。」於是乎，不單是批評新政府的人被送上斷頭台，甚至埋怨麵包價錢太昂貴也難逃一劫。
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成為了批鬥對象，教堂更被打、砸、搶。雅各賓黨頒佈新曆法，廢除了「主前」、「主後」的用法，並且把每個月劃分為三個星期，每個星期十日，如是者就再沒有「主日」。割斷了宗教傳統之後，就是「造神運動」，革命領袖羅特比爾設立了「超級生命節」（The festival of supreme being），崇拜「理性之神」，在慶典裏面羅特比爾竟以神的姿態出現。
到了一七九九年，「共和國」在法國人心目中已成為負面的名詞，這瘋狂的革命黨，終於由獨裁者取代。在人心討厭革命之下，拿破崙順理成章地推翻了共和國，四年之後登基稱帝。但是，野心勃勃的拿破崙卻東征西討，終於招致歐洲聯軍圍剿法國。
有趣的是，美國獨立革命發生於一七七六年，亦即是法國大革命十三年之前。然而，美國革命並沒有導致雅各賓黨的恐怖統治，相反，美國人卻締造出一個民主的政體、穩定的社會、蓬勃的經濟。「美國能夠，為什麼法國不能？」這是盤旋在托克維爾腦海中的問題，一八三一年托克維爾與友人托考察美國監獄制度之名，來到這新興的民主政體取經。一八三五年和一八四零年，托克維爾先後寫成了兩大冊《民主在美國》這不朽的經典。
民主的基石是平等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政體，不過，他強調法國人不應該全盤照搬美國的一套，因為兩者之國情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維爾所說的「不應該全盤照搬」，是通過仔細的分析、比較，目的是向美國學習對自己有用的東西。但今天有些人說「不應該全盤照搬」，卻是用來封殺所有向人家借鏡以改善自己的可能性。
托克維爾指出：民主的基石是平等，而美國正是一個平等社會，中產階級佔了人民的大多數，這平等精神不但表現在經濟上，也見於教育上。美國並沒有一流的思想家、藝術家，但是，若果衡量其普遍國民教育，那麼美國是全世界文化水平最高的國家。社會運作並不是依賴一小撮精英份子，反之，是普遍人民撐起了整個國家。托克維爾曾經拜訪當時的美國總統傑克遜，他認為傑克遜並不是一流人才，但這沒相干，因為這個國家並不是集權於總統身上，參議院、眾議院、法院、州政府……可以互相補足。
在美國，由於人民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人民可以自發地應付問題，而不需要事事依賴政府。托克維爾來到美國時，碰上一大群美國人組織戒酒會，起初他感到奇怪，在法國，如果人們認為酗酒是一個社會問題，法國人只會個別地對付這問題。托克維爾漸漸察覺到：這種主動性、群體性，令美國社會可以和平地改造。
托克維爾亦很欣賞美國的互相制衡，民主常被人簡單化為「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會形成「多數人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的危機。托克維爾指出：有很多美國民間組織，為了某種特殊利益而成立，相對於整個人口，這些組織只算是少數民族，然而，這些小撮人的利益，因著可以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而對多數構成壓力，大多數亦不能漠視少數人的利益。另一種制衡是在政治結構中，參議院代表州的利益，即使是地小人稀的州，跟地廣人眾的州，也有同等權利；而眾議院按照各州人口比例而選出代表，這樣，多數派與少數民族的利益就達到平衡。
基督教精神有利民主
托克維爾亦體會到基督教對美國文化的深厚影響，當他來到美國時，佈道家查理士芬尼（Charles Finney）帶起了宗教大復興，這與法國革命家革掉神職人員的命形成強烈的對照。他指出：清教徒主義充滿民主精神，清教徒主義不單是一種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種政治理論，清教徒的信念、制度，並不是一套由領袖壓下來的教條，在康乃迪克州，刑事法例是基於聖經，但也要經過投票而通過。
托克維爾發覺美國是一個十分重視物質的社會，但是，宗教力量制衡了人們對物慾的追求，基督教並沒有禁止人們追求物質，而是要求人們誠實地、公正地賺取應得的。還有一點令托克維爾耳目一新：千多年來歐洲發生過無數次宗教戰爭，但是，在美國卻沒有宗教仇視，天主教和新教各大宗派鮮有衝突。
托克維爾強調：民主不能只是依賴建立一個政治制度，而是應該建基於一種互相尊重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基督教有助於民主的發展，因為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提倡在主耶穌內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但另一方面，美國又鼓吹政教分離，例如在某些州，包括紐約州，神職人員不可以擔任公職，如是者，就可以避開神權絕對統治的危機。
欣賞之餘亦有批評
托克維爾對美國也有很多批評，尤其是美國白人對待美洲土著和黑人的做法，當托克維爾抵達美國時，維珍妮亞州發生了黑奴起義；此外，雖然最高法院判決卻洛奇族（Cherokee）印第安人有權在喬治亞州居住，但總統傑克遜完全不理會法院的判決，強迫卻洛奇族遷徙至奧拉克荷馬州。對照美國白人宣稱的「民主、自由、平等」，這種種行為無疑是自打嘴巴。雖然托克維爾強烈地批判這些反自由的行徑，但他並沒有執著這兩點而全盤否定美國，相反，他著眼於美國的整體。
此外，他還認為總統可以連任是一大敗筆，因為現任總統為了下次選舉，可能會不惜一切討好選民。他又認為美國文化十分淺薄，美國人重視追求實用的科技，忽視科學理論。雖然美國有言論自由，但是把持主流以外意見的人，會受到無形的排擠。還有，托克維爾屢次提到自己吃不消美國人對自己國家優點自吹自擂，這不禁令我想起中國詩人聞一多在美國留學時，美國人的優越感，令他常在「詩境」與「塵境」之間徘徊。托克維爾指出：美國人缺乏容忍被人嘲弄的胸襟，在法王路易十四的宮廷裏面，喜劇演員甚至以王室為笑柄，但是，美國人就沒有這種幽默感。美國雖然有新聞自由，可是美國人沒有因此而吸收大量資訊，法國報紙主要篇幅是報導新聞，美國報紙四分之三是廣告。
無論如何，整體來說，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評價是瑕不掩瑜，不然他就不會著書立說，希望自己國民學習美國。托克維爾在其著作中作出了驚人的預言：在未來，美國和俄國將會成為主宰世界的兩股力量，美國將注意力集中在征服自然，將會是一個自由的國度；俄羅斯專注於征服人，將會是一股奴役人的勢力。不同政見者，當然會爭論美國是否代表自由、俄羅斯是否代表勞役。但不管你主張那種政治意識形態，二十世紀中期之後的美蘇冷戰，的確符合了托克維爾的預言。
美蘇冷戰下戴高樂的獨立路線
而美蘇冷戰，就是有「二十世紀托克維爾」之稱的雷弗爾處身的時代。雷弗爾是法國學院不朽名人堂四十一之一，曾是大學教授，現在是作家和編輯，他生於一九二四年，經歷了二次大戰和美蘇冷戰。二次大戰之後，雖然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重建，但是，法國社會卻逐漸滋生出濃厚的反美情緒。
二戰之後，法國企圖恢復對前殖民地越南的統治，於是與越南的胡志明軍隊展開激戰，美國向法國提供武器和軍費，一九五三年法國鑑於越南戰場失利，便要求美國空襲越南、甚至採用原子武器，但要求美國沒有應允，結果一九五四年法軍全面潰敗，法國政府對此耿耿於懷。
韓戰爆發之後，法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傳媒，指責美國慫恿南韓侵略北韓，不過，戰爭爆發之際，漢城馬上失陷、南韓退守至半島南端，為什麼侵略軍的準備如此不充份？那些歐洲傳媒則語焉不詳。
一九五三年美國政府宣判盧森堡（Rosenberg）夫婦為蘇聯間諜，隨後將他們判處死刑，此舉掀起了歐洲各國人民的示威，他們認為美國借反共為名、壓迫政治異見人士，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說：這宗案件是「合法的嚴刑逼供，令整個國家染滿血腥。」（a legal lynching that has covered a whole nation in blood）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與西歐恐懼蘇聯擴張，於是成立了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軍事同盟。但是，戴高樂不想美國獨攬大權，一九五八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英美將北約的防護範圍擴展至全世界，又說法國應該加入英美，擁有指揮北約部隊的權力，但英美並沒有滿足戴高樂的要求。一九五九年，戴高樂宣告法國的地中海艦隊和空軍脫離北約指揮，而且美國不能夠在法國境內設置核子武器。一九六六年，戴高樂宣稱法國軍隊不會成為北約部隊的一部分，一年之後，北約總部撤離法國的凡爾賽。
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
雷弗爾說自幼通過法國和歐洲傳媒所認識的美國，都是極其負面。後來，他有機會來到美國居住，親身體驗美國的社會、文化，他驚訝於從前在歐洲關於美國的所聽所聞，都與事實有很大距離，他在名著《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裏面，嘗試澄清歐洲人對於美國的誤解。一九六九年他作出這個預言：美國即將經歷「第二次偉大的世界革命」，第一次世界革命是民主在西方興起，第二次世界革命，是美國以自由主義為世界帶來深刻的改變。
當時，預言自由主義興起是反潮流的微弱聲音，一九六七至六八年，法國連續爆發了全國性的工人罷工、學生示威，這些運動都是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建制、反美國，在一些法國大學校園裏面，甚至豎起了紅旗和越共的旗幟，並且貼滿了列寧、馬克斯、毛澤東的相片。但是，其後的歷史潮流並沒有站在示威群眾的那邊，眾所周知，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跟著東歐自由化、蘇聯解體。
美法的隔膜延續至一九八零年代，一九八六年列根總統計劃轟炸利比亞，以報復其恐怖活動，法國拒絕美國飛機使用法國基地，不過，利比亞對法國的「回報」，是在一九八九年派遣特工炸毀一艘法國航機，導致一百七十人喪生。
歐洲人自作孽
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反美情緒並沒有因著冷戰結束而改變，伊拉克戰爭更加將美法關係推至冰點。在《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出版之後三十年，雷弗爾寫了《反美國主義》一書，分析反美情緒。雷弗爾指出：美國是影響全球的超級大國，理應批評她、制衡她，事實上，美國在對外政策中的確犯了很多錯誤。但是，他認為大多數批判，都是基於偏見和歪曲事實，例如說盧森堡間諜案是美國政府殘害無辜，根本是不尊重史實，蘇聯解體之後，前KGB特工已承認盧森堡是蘇聯間諜。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都是資訊自由的社會，要公平地分析美國的優點和缺點，本來並不困難，一般人可能沒有時間閱讀大量資料，客觀報道就成為了知識分子和傳播媒介的責任，可惜，因著偏見和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和傳媒都誤導了民眾。
他舉出不少例子，指出許多針對美國的批評，都是自相矛盾，例如戴高樂批評美國雖然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中幫助法國，可惜兩次都太遲（一次大戰爆發於一九一四年，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參戰；二次大戰歐洲戰場於一九三九年開戰，美國在一九四一年參戰）。美國主導成立北約，正就是想防患未然，但是戴高樂卻拒絕加入北約的軍事同盟。反對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法國人，批評自由貿易只會令大國得到最大利益，可是，當美國政府提高關稅保護本土的鋼鐵工業時，法國人又批評這種保護主義。其實，不但反全球化和反保護主義是自相矛盾，而且，提起保護主義，法國對本土農業的補貼，比美國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亦反對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理由有兩個：第一，這所謂防禦系統在技術上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飛彈防禦系統令美國如虎添翼，她可以用飛彈攻擊人家，反過來人家不可攻擊她。雷弗爾說：這兩個論証前後矛盾，若果防禦系統不可能成功，美國又怎麼可能在防禦系統下不受攻擊而獨霸天下？
雷弗爾不客氣地說：一些法國人反對美國的霸權，是因為這個霸權不是法國。那些法國人對美國人的批評，完全適用在自己身上。他說：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霸權，並不是因為美國打壓歐洲，而是歐洲自己沉淪。一九四五年西歐成為廢墟，一九九一年東歐遺下一個亂攤子，這是歐洲人自作孽！二百幾年來，美國未曾出現一個獨裁者，二十世紀歐洲卻出了一大堆（墨索里尼、希特拉、佛朗哥、史太林、壽西斯古、米洛舍維奇、謝魯索斯基……）。巴爾幹半島危機開始於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直到九零年代末期，歐洲人仍然沒法將問題解決，結果美國介入、轟炸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人才逃過民族大清洗的厄運。
除了為美國辯護之外，雷弗爾還舉出了不少美國勝過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地方，例如近年來美國的失業率維持在百分之五之間，但是，許多歐洲國家的失業率卻遠超美國，有些甚至高達百分之十幾；美國吸納了大量移民，一方面這些移民可以融入美國社會，另一方面亦可以維持著本身的文化特色而不受主流排擠，可是，法國社會的外國移民一直以來都是邊緣人。
雷弗爾慨嘆：若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繼續盲目地反美、拒絕向美國學習、拒絕跟美國維繫建設性的關係，歐洲和美國的距離只會越拉越遠。若要擺脫依賴美國，就更加要冷靜地考慮怎樣採納美國的優點，令歐洲強大起來。
結語
托克維爾和雷弗爾對美國的分析都很有深度，不過，他們當然不是沒有瑕疵。例如托克維爾說美國中央政府盡量把權力分散給地方政府，以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其實美利堅在建國初期奉行傑弗遜主義（Jeffersonism），傑弗遜主張「小政府是好政府」，所以美國不是縮小中央政府而擴大地方政府，而是中央地方一起縮小。
雷弗爾以盧森堡夫婦間諜案來作為批評者不尊重事實的例子，事實上，那位前蘇聯KGB特工只承認了招攬盧森堡先生為間諜，盧森堡太太知道其丈夫的間諜身分，卻沒有從事搜集情報，但美國政府將兩夫婦一起處死（盧森堡夫婦可算是「神雕俠侶」––直教生死相許）。此外，雷弗爾反駁法國人說美國文化淺薄，他的反証是：美國大部分博覽館都是免費供人參觀。事實上，按照筆者所知，雖然華盛頓首府的博物館都是免費的，但是其他大部分博物館和國家歷史遺跡，都徵收入場費。
「為什麼美國能，法國人卻不能？」「這是歐洲人自作孽！」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又豈止是這兩位法國知識分子的心結？西班牙裔人比盎格魯撒克遜人早二百年到達美洲，然而，為什麼美國能，拉丁美洲不能？西裔知識分子可能說：「這是中南美洲人自取其咎！」又或者是：「這是由於美國對中南美洲巧取豪奪。」那麼，連綿五千年的古文明，是否也有托克維爾的問題、雷弗爾的感嘆呢？
無論我們採納哪種答案，托克維爾和雷弗爾的言論，仍然值得我們細心思考。
20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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