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應該怎樣應付二百年來未有之變局

奧巴馬應該怎樣應付

二百年來未有之變局

余創豪

鐵達尼曾經受到七次冰山警告

奧巴馬總統可說是一位苦命的總統，因為他繼承了經年累月堆積的歷史包袱，現在為了各種問題而疲於奔命，例如國債如滾雪球般累積、房地產蕭條、失業率高企、氣候變化、對進口原油過度倚賴、醫療費用持續上升、教育質素低落 ……。

以醫療問題為例，世界衛生組織將法國的保健制度列為全球第一，美國是第三十七，排名在多明尼加（35）、哥斯達黎加（36）這些發展中國家之後，諷刺的是，美國的醫療費用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十七，是全球第二高，換言之，其投資與回報不成比例。

美國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屬於肥胖，兒童肥胖率則是每五個孩子中有一人，肥胖者比起一般人需要花費約一千四百美元的額外保健費用，美國每年近百分之十的醫療開支用來對付肥胖問題。最近前總統克林頓對這問題發表演講，他說：「在鐵達尼號還未曾撞向冰山之前，我們要嘗試改變其航道。」不過，克林頓沒有提及，其實在鐵達尼號未出事之前，船長已經先後七次接到冰山警告，但他仍然決定繼續前進。除了醫療問題之外，在過去幾十年，美國這艘超級遊輪在種種問題上已經接獲無數次「冰山警告」，但航道卻好像沒有多大改變。既然已往的「冰山警告」毫無效用，那麼奧巴馬、克林頓今天又憑什麼可以改變航道呢？

中西文化比較並不公平

由此筆者不禁聯想起自晚清以來中國一直面對的文化論戰，與及改革與保守思想的互相角力。承擔著幾千年文化的中華民族，難免會故步自封，在北宋靖康之難前後，國家面對著生死存亡的關頭，但文人羅從彥仍然著書立說，鼓吹「祖宗法度不可廢。」晚清時期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但甲午戰爭失敗的一八九八年，慈禧太后懿旨中最頻繁出現的詞彙，竟然是「祖宗之法不可壞」，眾所周知，維新變法是受到她的阻撓而夭折。

年少時，筆者為到中華文化的保守性格而產生出「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我不禁羨慕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進取精神。美國文化給予世界的形象是充滿創意、不墨守成規，這是部分正確的，美利堅是移民國家，在美洲發展初期，移民為了新生活而放棄歐洲，在某程度而言，美國與歐洲在文化上分割了，簡單地說，美國人一切從頭做起。然而，人性定律具有普遍性，經過二百幾年之後，歷史包袱便自然地逐漸形成。

美國一部分創新精神是在二十世紀三零年代經濟大蕭條中逼出來的，經濟大蕭條剛剛發生之際，胡佛總統仍然相信「祖宗之法不可廢」，沒有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羅斯福總統上任之前曾經做過許多蝕本生意，他的經營哲學是：作出新嘗試，不成功的話便承認失敗，汲取教訓，繼續作出新嘗試。入主白宮之後，羅斯福將這種經營哲學轉移到政治哲學，徹底地改變了美式資本主義的面貌。但美利堅成為全球霸主之後，政府的許多政策無非是要保護既得利益，人民也竭盡所能去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其實，過去中西文化比較是不公平的比較，清朝名臣李鴻章在上書倡議設立仿效西方的輪船廠時，指出中國面臨「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面對外來的優勢文化，幾乎被連根拔起，於是乎自晚清以來，中國人面對著「全盤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合璧」等種種抉擇關頭。但美國人過去從來沒有面對過深重得自己體制無法解決的問題，根本沒有需要考慮應否放棄自己那一套，還是接受外國的一套。

外國方法不適合美國文化？

現在時代變了，美國在醫療、教育、管理學、工業技術等許多範疇已經落後於其他國家，而自己原有的方法已不足以應付當前危機，套用李鴻章的說話，美國正面臨著「二百三十三年來未有之變局」。在某個意義來說，美國人的保守性格比起中國人還要深重，中國人至少徘徊於「全盤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合璧」之間，但今天又有幾多個美國政府官員、學者高調地鼓吹到外國取經呢？

以上述的肥胖問題為例，在二十九個工業化國家裏面，日本的國民肥胖率與南韓一樣排在最低（3.2%），就現代化、都市化程度而言，日本跟美國不相伯仲，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卻與美國人很不一樣，舉例說，美國麥當勞的炸薯條可謂熱量驚人，那是五百七十卡路里，日本麥當勞的薯條份量小一點，只有五百二十九卡路里。日本營養學家山口說：日本人習慣吃飯只達到八成飽便滿足，而且日本人不會將所有東西放在碟上，所以一套餐看起來小巧精緻。【為什麼日本婦女不會老化和癡肥】的作者森山亦異口同聲地指出：他的母親教導他不要將飯菜填滿整個盤子，少吃多滋味。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一項研究發現：平均來說，日本人每天比美國人少吸收二百卡路里。日本人吃的文化具有高度參考價值，但只需要一句「不適合美國文化與國情」，便可以將日本的經驗拒之門外。

曾幾何時，中國人亦以「不可生硬地移植外國經驗」、「不可以全盤照搬」、「不適宜中國國情」等藉口來拒絕變革，看來，傾向於停留在「安舒地帶」（comfort zone）是普遍人性。有趣的是，若果美國人認為外國經驗不適切美國社會而加以拒絕，這是自相矛盾的。一九六一年美國總統甘迺迪簽署行政命令，成立了「和平部隊」，和平部隊是志願者計劃，這組織派遣美國志願者到全球七十多個國家，幫助當地人改善教育、商業、信息技術、農業、居住環境 ……等不同範疇。除了和平部隊之外，很多美國人亦到全球輸出美國的一套，例如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採納了美國管理大師戴明（Edwards Deming）的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結果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既然美國模式適合其他國家，那麼為什麼其他國家的模式卻不能應用在美國呢？

加拿大能，為什麼美國不能？

若果說文化差異是「不可生硬地移植外國經驗」的理由，那麼向同文同種的國家借鏡應該可以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ED）有一項名叫做「學生能力國際評估」的計劃（PISA），每隔三年 OCED 便舉行國際性考試，比較不同國家十五歲學生的閱讀、數學與科學水平，二零零六年的評審結果顯示，美國學生得分低於其他二十二個國家，其中十六個是 OCED成員國（如加拿大，英國和日本），美國學生的科學平均分數是489 ，低於平均值500，跟美國文化相似的加拿大，獲得的平均分數為534，是第三個得分最高的國家，而同樣是說英語的英國學生之平均分數為515，執牛耳的是芬蘭。在不屬於OCED的國家與地區之中，香港學生的表現最好。

加拿大和美國都是比鄰國家，在人口結構、文化各方面都極其相似，過去有些美國白種人推賴美國學生分數偏低，是由於被少數民族拉低了平均分，但事實上加拿大亦有龐大的非白種族裔人口；有些美國人說東亞學生（包括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擁有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讀書精神，難怪考試成績卓越，但美國和加拿大的主要宗教都是基督教，可是加拿大學生也在 PISA名列前茅。

一九八零年代日本經濟迅速起飛時，一位台灣學者曾經問：「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這問題很有意思，因為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日本的大化革新基本上參考中國唐制，而台灣在日治時代亦吸收了日本文化，兩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說「全盤西化」是橫的移植，那麼向日本學習卻包含著「縱的繼承」。同樣，加拿大與美國文化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麼加拿大能，為什麼美國不能？

結語

我相信奧巴馬總統具有求變的決心，但我恐怕一時的政策並不能顛覆蒂固根深的保守文化。要打破悶局，便需要注入新血，奧巴馬總統起用了美籍華人朱隸文擔任能源部長、駱家輝擔任商務部長，並且委任西語裔女性索托瑪約（Sonia Sotomayor）出任大法官，這當然可以帶來新思維，但我認為奧巴馬應該採取更加激烈的做法，既然法國的保健制度列為全球第一，那麼就索性聘請法國專家出任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或者全國保健委員會（NIH）的公職、至少擔任顧問，用以改良美國的醫療制度，此外，奧巴馬還可以向日本咨詢怎樣引進「小食多滋味」的文化。

PISA顯示出芬蘭、加拿大等國家的學生水準遠超美國，那麼乾脆派遣大量美國學生到芬蘭、加拿大等國家留學，或者大舉邀請人家的學生來美國留學，用以刺激自滿的美國學生，至於聘請加拿大和各國專家出任美國學校的校長，更加不在話下。還有，奧巴馬動用了五百億美元挽救通用汽車公司，何不以幾千萬美元年薪為餌，向豐田汽車公司重金挖角，然後由日本執行長來掌控通用汽車？新公司可以改名為「通豐用田」。即使不是由日本人管理，也可以改一個日本名字，例如福特汽車可以稱為福田。

上面提過，日本曾經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在中國的隋唐時代，日本派遣了很多來華學習的遣隋使、遣唐使。奧巴馬總統何不採取日本模式，成立遣中使、遣歐使、遣日使 ……。又或者奧巴馬可以改變「和平部隊」的性質，除了是輸出美國模式之外，和平部隊也可以在全球各地引進外國模式，這部隊可以改名為「偷師部隊」或者「借橋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