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強盜搶劫銀行，他要為自己的罪行負責嗎？若果一個色情狂性侵犯一名女子，他有罪嗎？要回答這些問題，便需要由神經心理學說起。在過去幾十年裡，許多大腦掃描技術把神經科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例如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術。無怪乎美國國會宣
布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為「大腦的年代」 。其實，神經科學不僅影響了心理學，它同時也塑造了人們對宗教和道德的看法。
基督教認為我們的身體裡面有一個靈魂，靈魂決定了我們的行為是否道德；我們有自由意志，選擇正確或錯誤的行動，而最終我們必須面對自己自由選擇的後果。但今天許多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生物學家、哲學家卻提倡相反的觀點，他們斷言：所謂心靈就是腦袋，我們以為自己有選擇，其實一切行為是由我們的大腦結構決定，換言之，世上只有物質存在而已，沒有靈魂，沒有任何超自然的東西。生物學家傑里柯尼（Jerry
Coyne）表示：信仰上帝和相信自由意志都是錯覺。
乍看之下，支持大腦結構決定道德的證據是非常強的。例如在2000年，一名教師收集色情雜誌和瀏覽色情網站，他對兒童色情產品特別感興趣，他說自己無法自拔。當他開始搞擾他的繼女時，他的妻子便斷然報警。他因猥褻兒童而被定罪，在判刑的前一天他考慮自殺。後來磁共振成像掃描發現他的大腦有一個雞蛋大小的腫瘤，壓在他的右額葉。切除腫瘤之後，他的猥褻行為和戀童癖消失了。一年後，其腫瘤再次長起來，而該名男子再度沉迷於色情。但刪除重新長出的腫瘤之後，他又回復正常。
一名介入這個案的神經學家說：「他看見過患有腦腫瘤的人說謊、破壞財物，在極度罕見的情況下，甚至謀殺。這些人失去控制衝動的能力，或預測選擇的後果。」一位精神科醫生說：「如果人的行為被大腦支配，這意味著我們沒有想像中那麼自由。」
神經心理學的另一個經典案例是菲尼亞斯•蓋奇（
Phineas Gage
），蓋奇是一個十九世紀美國鐵路工程的工頭，在一次事故中，一枝大鐵桿穿過他的頭，摧毀了他的大腦左側額葉。意外發生後，他從一個好好先生變成一個放蕩、任性、不負責任的怪人。在研究過蓋奇和其他類似的患者後，靈長類動物學家狄華奧（Frans
de Waal）寫道：「這些人的道德指南針已被消除磁力，使其失控。這一事件告訴我們，良心不是只可以在文化和宗教的基礎上去理解。」他聲稱：道德是牢牢紮根在神經生物學裡面。
這聽起來似乎很有說服力的，事實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通過簡單的統計推理去挑戰這個概念。我不否認，在上面的例子中，腦腫瘤和其他形式的腦損傷會造成不道德的行為。然而，我們必須提出其他三個問題：有多少人痴迷於兒童色情製品和其他不道德行為，但沒有腦腫瘤或其它腦損傷呢？有多少人有腦損傷或腦腫瘤，但沒有做出不道德行為呢？有多少人幹出不道德的行徑，但沒有任何形式的腦損傷呢？我們應否只根據一些極端情況而概括出不道德行為的基礎呢？
去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前大學橄欖球隊教練傑里桑達斯基（Jerry
Sandusky）被指控性侵犯至少八個未成年的男孩，但沒有任何記錄顯示他有腦腫瘤。在二十世紀七零年代，連環殺手特德•邦迪（Ted
Bundy）殺害了至少三十名婦女，他這樣述說自己對色情成癮的經歷：他還是男孩時便開始看色情書刊，長大後觀看軟性色情書刊，跟著看硬性色情書刊，最後迷上暴力色情。換句話說，他的性迷戀是通過循序漸進的學習，而不是腦損傷。有些人可能認為，上述情況只是兩個例子，筆者似乎犯下跟那些神經心理學家同樣的錯誤。讓我們聽聽性癮研究員帕特里克•卡恩斯（Patrick
Carnes）怎麼說，他指出：通常性成癮者成長在一個不正常的家庭，尤其是沒有溫暖的家庭，他們曾受遺棄或虐待。
即使我們有生理衝動或化為邪惡的潛力，但我們並非注定會大奸大惡。心理學家凱文•達頓（Kevin
Dutton）也採用了最新的腦掃描和神經科學去從事研究，他指出：宗教聖徒、甘願冒險的間諜、連環殺手、企業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大膽和具有某種程度的「瘋狂」。
在我們中間有許多「功能性的心理變態者」（functional
psychopaths），他們利用自己的魅力、超脫的眼光、堅定的性格，在主流社會中取得成就。在某些領域，越是「心理變態」的人，便越有可能成功。
如果我對達頓所說的理解正確，看來同一的大腦特性，可用於正反兩極的任何一個方向。聖女貞德在十二歲那年開始見異象，聽到神秘的聲音。一些心理學家推測她是瘋子，或者有不正常的大腦結構。但她率領法國人驅逐了英國的侵略者，並成為一個聖徒。說近一些，其實不少人都覺得筆者有點神經不正常。
自由意志並不是幻覺，你不是命中注定要成為聖女貞德或者連環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