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金斯可以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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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美好的世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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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在本年三月六日，美國亞歷桑拿州立大學的歌劇院人山人海，擠迫得水洩不通，但觀眾並不是來歌劇院欣賞百老匯
式的演出，吸引了幾千名觀眾的那位明星，是自英國遠道而來的著名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道金斯演講的題目是【神的幻覺】（Dawkins,
2006），這題目亦是道金斯其中一本暢銷書的名稱，不消說，這次演講的內容跟他的著作一樣，是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猛烈批判。
難得的是，這一次演講的主辦單位是亞歷桑拿州立大學的「超越研究中心」（Beyond center），道金斯曾經毫不客氣點名批評「超越研究中心」的主任科學家戴維思（Paul Davies），說戴維思企圖調和宗教與科學的矛盾而得到學術獎，但這種學術獎沒有什麼價值可言，不過，戴維思胸襟廣闊，讓道金斯在自己的大學講台放言高論。
大自然是一把設計糟糕的密碼鎖嗎？
道金斯言辭風趣幽默、辛辣尖銳，然而，無論在著作中還是演講中，筆者有時無法清楚理解他論據的支持由來。舉例說，道金斯再三強調進化論並不是一種訴諸機遇的理論，他說：如果只是一次過隨機碰撞而產生複雜的生命，那麼這或然率無疑十分低，這是智慧設計論者經常用來攻擊進化論的一個要點，但實際上進化論的重點是「進化」，他以解開密碼鎖作為譬喻：一把密碼鎖的系列由七個數字組成，每個數字有十個可能性（0-9），若果嘗試解開密碼的人要一次過撞中七個設定的密碼，那麼或然率便是 1/10*1/10*1/10*1/10*1/10*1/10*1/10，但道金斯指出：大自然就好像一把設計糟糕的密碼鎖，每逢解碼人撞中一個數字，密碼鎖便會作出提示，例如有聲音顯示這是正確的數字，於是乎解碼人「鎖定」這個數字之後，可以繼續解開下一個數字，如是者，每一次機會率便有十分之一，這把密碼鎖當然可以迎刃而解。基於同樣道理，在進化論之下產生複雜生命的可能性其實並不是很低，每一次進化時「撞中」了具有功能的器官之後，這器官會繼續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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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到筆者大惑不解的地方是：為什麼自然界好像是一把設計糟糕的密碼鎖呢？到底有什麼自然的機制可以令進化過程保留「撞中」的東西呢？其實這個比喻很不「自然」，密碼鎖出現提示是人為的結果，可能設計或者生產密碼鎖的人粗心大意而露出破綻，也可能設計者本身是賊人，故意留下蛛絲馬跡去方便自己，但無論如何，正常的密碼鎖不會提示解碼人。如果將大自然比作一把如此特殊的密碼鎖，那麼大自然必定有許多「人為」干預的過程。
道金斯和其他進化論者經常批評擁護創造論的人比喻不當（Dawkins, 1996; Sober, 1993），例如將宇宙類比在海灘上拾獲的一隻錶，創造論者認為鐘錶設計複雜，故此必有設計者，更何況比鐘錶複雜千萬倍的宇宙呢？但我們已經知道鐘錶是人為的產品、知道鐘錶怎樣運作，所以看見鐘錶便當然會知道它源自鐘錶匠，可是，我們根本不知道假若有創造者，他會怎樣設計這個宇宙，故此不能夠由「產品」追溯「原產地」，簡言之，這是比喻不當。
可是，如果以同樣的標準去衡量密碼鎖這個譬喻，也可以說這是比喻不當，在海灘鐘錶的比喻裏面，受批評的要點是人們已知道鐘錶的設計優良，而在密碼鎖譬喻裏面，解碼人則必須知道密碼鎖的設計糟糕、會作出怎樣的提示，他才可以「鎖定」每一次的發現，否則提示出現時都只會擦肩而過，在這比喻中道金斯已經假設了解碼人預先知道每一次數字正確時密碼鎖便發出聲音；可是，我們根本不知道大自然會作出怎樣的提示、發出什麼「聲音」，那又怎可能由此而推斷進化成功的機會率很高呢？
人是物質嗎？
道金斯在其著作中批評歷史裏面充滿著宗教戰爭，許多反駁者指出：在二十世紀裏面造成生靈塗炭的兩次世界大戰，都不是基於宗教原因，而信奉共產主義的極權政府迫害人民，其本源是無神論。在演講中道金斯提出兩點反駁，首先，他指出雖然史太林和毛澤東是無神論者，但沒有証據顯示他們對人民嚴酷的迫害是由於無神論，另一方面，亦沒有証據証明發起二次大戰的希特拉是無神論者，相反，德國本來就是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許多納粹黨人都是基督徒。
無神論者並不一定是共產主義者，不過，兩者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大前提：世界的終極存在無非是物質，在物質之外沒有超越的境界。到底這種唯物論是否跟嚴酷迫害完全沒有半點因果關係呢？
提起殘酷迫害，我想起了林昭和張志新，北大才女林昭在反右運動時被打成右派分子，但她繼續批評時政，一九六零年被捕入獄，林昭在獄中受到的非人道對待令人毛骨聳然，她被反手捆鎖長達一百八十天，三餐和大小二便都不許鬆綁，按照她自己的描述：「我經歷了一切地獄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經歷了比死亡更慘痛的死亡。」在監禁期間他的一位獄友是基督徒，結果林昭決定信奉上帝，她相信在這地平線之外還有一個更加公義的國度。她原本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但她堅決不認罪而被改判為死刑，最後在文革期間被槍決（許覺民，2004；彭令範，2004）。
張志新在一九六九年亦因為言論出位而被捕，在長達六年的監獄生活中，她天天負著背銬和腳鐐，無數次被毒打，頭髮幾乎被拔光，無數次被輪姦，在一九七五年臨刑前，警察為了防止她胡亂說話，割斷了她的喉管。除了割喉之外，文革期間的劊子手還有其他方法制止臨刑的囚犯說話，例如釘舌頭、鬆甩下顎 … （Li, 2003）。
在北洋軍閥政府時代，參加五四運動而被捕的學生從未受過如此酷刑；在文化大革命同一時期，美國社會出現了民權運動，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多次進出監獄，但從未在獄中掉過一根頭髮。到底是什麼原因，令那些迫害者會視人命如草芥呢？筆者在年少時曾經聽過以下這個故事：在監獄中一個受盡折磨的囚犯對獄卒提出一個問題：「當你將刑具插入我的身體時，你有什麼感覺？」獄卒輕描淡寫地回答：「我是唯物論者，我相信人只是物質，我的感覺就好像是將一根釘子打入木板中。」我希望道金斯可以細味這番說話的意思。
平心而論，有神論者亦可能對人施予酷刑，例如中世紀時天主教的異端裁判所和現在執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的穆斯林極端分子，美國哲學家獲加（Walker, 2003）便曾經執著這一點而推論唯物論和酷刑並沒有因果關係。不過，即使有其他原因可以引發酷刑，這並不否定無神論和酷刑的因果關係，打個比方說，營養不良、操勞過度會導致心臟衰竭，但暴飲暴食、缺少運動亦會誘發心臟病，我們當然不能因為前者存在因果關係而否定後者亦有因果關係，其實，任何事物推至極端，都可能會出現「殊途同歸」。
納粹主義是否具有「基督教背景」？
關於納粹黨是否具有「基督教背景」，這議題在大約十年前已開始爭論至今。一九九九年多倫多大學博士生史格文歌路（Steigmann-Gall）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出一個嶄新的觀點：納粹主義不單只沒有與基督教衝突，相反，它是建基於基督教精神，甚至乎納粹德國發動戰爭在名義上是因為基督教（in the name of Christianity）。納粹黨的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曾經提倡「正面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他認為傳統的基督教是「負面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負面基督教擁抱舊約先知傳統、新約的恩典、赦免、愛心觀念，但正面基督教則強調國家的榮譽，換言之，納粹主義為阿里安民族提出一種新的救贖。雖然納粹黨不喜歡神職人員和教會，但並不反對基督教精神，許多支持希特勒的德國人同時是納粹黨徒和基督徒。其後史格文歌路將其博士論文出版成書，在史學界引起廣泛討論（Steigmann-Gal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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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少有份量的學者都反對史格文歌路的見解，例如柏林科技大學歷史系教授高盧勒（Gailus, 2007）、樸次茅斯大學納粹主義專家派勒 （Piper, 2007）。高盧勒指出史格文歌路只是參考了一部分歷史資料，卻以偏概全，在歷史檔案中當然可以零星地找出納粹黨和基督教互相支持的言論，但史格文歌路並沒有做過「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所謂內容分析，其實很簡單，就是在龐大的文字檔案中數算關鍵詞出現的次數，例如「基督教」在納粹黨的宣傳中出現了多少次，從前這是極為繁複的手動工作，但是現在電腦軟件已經可以輕而易舉地執行這項工序，例如 SPSS Text Analysis，沒有經過內容分析，片言隻字都可以被利用來以偏概全。高盧勒質問：反抗納粹黨組織亦是建基於基督教精神，若果納粹主義和基督教真的那麼契合，為什麼納粹黨會受到基督徒反對呢？其實，同時獻身納粹黨徒和基督徒這種現象，在中下級軍隊中比較普遍，納粹黨高級軍政人員並不是虔誠的基督徒。
派勒分析了納粹主義的排他精神，他指出：發表「正面基督教」理論的羅森堡離開了教會，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宣布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成功，他歸功於羅森堡的思想工作，讚揚羅森堡「統一」了國民是想，說穿了，納粹黨會不惜一切消滅任何挑戰自己意識形態的東西，而納粹黨認為基督教就是一個最終要被消滅或者受到全面控制的對象。派勒認為：希特勒的言行擁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本質上他是反基督教。筆者認為這跟中國大陸文革時期的「造神運動」十分相似。
結論：造神運動的「新世界」會否更加美好？
道金斯舉出納粹主義這個例子，不但沒有構成否定宗教的論點，相反，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人要取代神而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結果可能造成罄竹難書的悲劇。又例如建基於反教會人文精神的法國大革命，最後亦以災難結束，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樣，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成為批鬥對象，教堂更被打、砸、搶。雅各賓黨頒佈新曆法，廢除了「主前」、「主後」的用法，並且把每個月劃分為三個星期，每個星期十日，如是者就再沒有「主日」。割斷了宗教傳統之後，就是造神運動，革命領袖羅特比爾設立了「超級生命節」（The festival of supreme being），崇拜「理性之神」，在慶典裏面羅特比爾竟以神的姿態出現，徐步走上慶典祭壇的頂峰。本來革命家推翻王室的專制統治，是為了成立共和國，為了提倡「平等、自由、博愛」，可是，掌權的雅各賓黨，比起法國王室更加暴虐、更加恐怖，「革命家」聖游絲（Saint Just）說：「不單止叛國者需要受到懲罰，甚至（對革命）漠不關心者亦要一樣，你要懲罰那些對共和國採取消極態度的人。」於是乎，不單是批評新政府的人被送上斷頭台，甚至埋怨麵包價錢太昂貴也難逃一劫（History Channel, 2004）。
在演講中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表明：若果人們否定聖經、接受他在【神的幻覺】的無神論，這個世界「絕對會更加美好」。參考了古今中外造神運動的歷史，筆者對此觀點十分懷疑。
2008.3.12
參考書目
Dawkins, R. (1996). The blind watchmaker: Why the evidence of evolution reveals a universe without design. New York: Norton.
Dawkins, R. (2006). The God delus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Gailus, M. (2007). A strange obsession with Nazi Christianity: A critical comment on Richard Steigmann-Gall’s The Holy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 35-46.
Li, Z. S. (2003). Red-color news soldier. New York: Phaidon.
History Channel. (2004). The French Revolution [CD-ROM]. New York: A&E Television Network.
Piper, E. (2007).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 47-57.
Sober, E.(1993). Philosophy of bi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Walker, M. (2003).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teigmann-Gall, R. (2007). The Nazis’ “Positive Christianity”: A variety of “Clerical Fascism”? Totalitarian Movements & Political Religions, 8, 315-327.
許覺民 （2004）反對紅朝專制的不屈的戰士。明報月刊第三十九卷第七期，頁 21-22。
彭令範（2004）在思想的煉獄中永生。明報月刊第三十九卷第七期，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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