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得不到A+
的痛苦
筆者在美國大學教導博士班研究方法的課程，類似如下的投訴實在司空見慣：「我在過去所有課程裏面都取得甲級成績，而且大多數是接近滿分，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在我呈交的功課上面寫下那麼差的評價，我實在感到沮喪。」那麼，我到底給予這些學生什麼分數呢？是不合格嗎？是丙級嗎？其實，我評分已經很鬆手，這些不滿的學生之總成績由
B 至
A- 不等。
美國學生的水準低落，即使是庸才也可以由大學至研究院以優異成績過關，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在其他文章討論過，在此不再冗述。這一次我想提出的要點是：一個一直以來取得
A或者
A+ 成績的學生，會認為
B 或者
A-
是對自己能力極大的侮辱，我絕對相信這些學生沮喪的感覺是真實的，甚至乎，他們不能取得
A+
的痛苦感覺，會比一個在及格邊緣掙扎的學生還要深重。我毫不理會這些學生的感受，因為除非給予全部人甲級成績，否則自己永遠無法滿足這種非頂尖不可的慾望。
頭等艙不夠舒服？
這令我聯想起一齣一九九八年上映的舊電影，片名是【紅色警戒】
（The Thin
Red Line），這部影片的內容是描述二次大戰時美軍與日軍在索羅門群島的血腥戰役，這部片節奏緩慢、非常沉悶，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並不是電影本身，而是領銜主演的明星西恩潘（Sean
Penn）在電影以外的言行。電影公司舉行首影禮時，並沒有安排專機接載西恩潘前往首影禮，西恩潘在接受電視訪問時，高調地對此表達不滿，那麼，電影公司做了什麼令到他忿怒的安排呢？是讓他乘搭飛機的經濟艙或者商務艙嗎？非也，其實公司為他買了頭等艙機票，但西恩潘認為乘坐頭等艙不夠舒服。
坦白說，有生以來筆者只有一次機會乘搭頭等艙、一次機會乘搭商務艙，乘搭頭等艙純粹是因為航空公司的訂位系統出錯，令到經濟艙沒有足夠位置，於是乎把我和太太推前到頭等艙；另一次乘搭商務艙是因為過去累積了飛行哩程而獲得升級。對我來說，那兩次行程可算是無比享受。升斗市民可能無法想像為什麼頭等艙不夠舒服，但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以頭等艙取代包機，對於西恩潘來說，就好像
A 級學生無法接受
A-，西恩潘的痛苦與憤怒感覺是極其真實的。
當時西恩潘主演的電影是【紅色警戒】，雖然太平洋戰爭被定位為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但這齣戲卻充滿反戰精神，它暗示人性中有一條紅色警戒線，當一個殺人如麻的士兵越過了這條紅線之後，原本的人性便會扭曲變形，天真純良已不復在（innocence
lost）。在某個意義來說，現實中的西恩潘亦超過了紅色警戒線，他再不可能由豐返儉。
州長勸人慳儉、自己奢華
現在美國好景不再，奧巴馬總統提倡各級官員和市民大眾節約，其實這種勸喻可能收效甚微。前一陣子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史丹福（Mark
Sanford）因著婚外情而聲名掃地，但更大的醜聞，是他被人揭發一方面他要求州政府員工節約，自己卻以豪華旅遊方式四處出外公幹，在過去任內六年，他的出外公幹開支高達四十七萬美元，二零零七年他率領貿易代表團前往中國，他的助手用了一千九百美元購買經濟艙機票，而他自己的機票花費則超過一萬二千美元。這現象並不能夠單純用「雙重標準」或者「偽君子」就可以解釋的。對他來說，不夠「格局」的旅遊，會帶來極大痛苦。此外，筆者認識一些美國高級公務員，埋怨公幹時只能夠入住假日酒店。也許他們已經超過了紅色警戒線。
三反五反無可避免？
有趣的是，筆者由當前的美國處境，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中國的歷史悲劇。已故的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是國民黨軍官，是中國近代史的目擊証人，他慨嘆一些美國專家對中國的批評缺乏基礎，例如有些美國人說國民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失去農民的支持。黃仁宇反駁：其實國民黨曾經嘗試過土地改革，但既得利益者不願意服從指令，由此看來，共產黨執政之後的「三反五反」（反地主、富農
……）便具有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四、五十年代，中國的土地資源分配不平均的問題，已經到了不以暴力手段便無法解決的局面。
黃仁宇同時為國民黨與共產黨辯護，他的歷史論點當然具有爭議性，例如有人會質疑三反五反的手法是否過於激烈，而且有些所謂富農根本是無辜的。筆者不想在這裏討論政治和歷史問題，我只是想以心理學角度看歷史悲劇。可能有人會問：經過八年抗戰之後，中國百廢待舉，為什麼坐擁良田千頃的大地主不願意放棄部份利益，跟同胞同舟共濟、建設國家呢？我相信聰明的讀者已經知道答案，無他，當時整個地主階層越過了紅色警戒線。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曾經說：「一個人的本性就是其命運。」我會將這說法由一個人擴展到整體社會，可以說，人的心理紅線不但影響了個體的命運，而且是整個民族的歷史。
我說人的心理影響了歷史命運，而不是決定了歷史命運，這是因為一方面我並不認同暴力手段或者其他激烈手法是無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相信：無論人性怎樣扭曲變形、怎樣自私自利，但仍然有更新、轉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