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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讀書時，美籍講師杜魯（Terill）曾經對我說：「你以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社會嗎？其實，那裏並沒有自由。」我瞪著眼望他，他繼續說：「在美國離婚率是百分之五十，換言之，在步入教堂紅毯的時候，即使你懷著最大的誠意，決心要與對方長相廝守、白頭到老，可是你已注定了有一半失敗的可能，你有自由嗎？」當時我無言以對。 二十世紀初期，學者漸漸應用統計學在社會研究上，一些社會科學家由此而提出「世事乃必然」的宿命論。統計數字顯示：無論是如何安康的社會，總會有人自殺輕生、或者受貧窮煎熬；無論是如何優良的教育制度，總會有學生教而不善。更早些時候，英國甚至將大批罪犯遷徙到澳洲，他們以為社會裏頭沒有了壞分子，從此就天下太平，可是，罪案當然並沒有在英國消聲匿跡。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詹森總統「向貧窮宣戰」，誓要傾全國之力提高窮人的教育水平、工作技能、生活質素，二十年後，列根總統說：「貧窮勝利了！」一九九四年，兩位美國學者撰寫了一本頗具爭議性的書籍，名為【鐘型曲線】（Bell curve），所謂「鐘型曲線」，就是居中庸者多，極差和極佳者只佔少數，分佈之形狀有如一個教堂鐘。他們指出：無論動用多少資源去幫助弱勢社群、少數民族，結果仍然有人會落在分佈線的末端，這是無法改變的自然律。 二十世紀七零年代，中國大陸以消滅了娼妓問題而自豪，尼克遜總統訪華時，一名美國官員詢問周恩來總理：「中國有沒有娼妓呢？」周恩來回答：「有很多，在台灣。」可是在國家開放之後，中國大陸還不是有「北姑雞」、「海南雞」嗎？ 那麼，人生種種努力豈非徒然？其實並不盡然。如果是從整體社會、統計數字去看人生世事，彷彿很多悲劇難以逃避，每兩對夫婦中，就有一對離婚，我大有可能有分；每三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無法畢業，大有可能我是其中一個，彷彿，人生是一個俄羅斯輪盤的遊戲。然而，由個體來看，我仍然滿有自由，因為我並不知道，在那兩對夫婦中，我屬於前一對，還是後一對；在三個大學生之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第一個、第二個、還是第三個。 我曾經聽過這笑話：一名禿頭者找相士指點迷津，那位相士說：「十個光頭九個富。」禿頭者當然高興不已，相士繼續說：「你是第十個。」這消息當然令人意志消沈，但事實上，誰可知道他真是第十個呢？ 縱使統計學規律是如何屢試不爽，縱使加爾文派神學是對的：人的得救與否早已預定，但是，在「無知」的情況下，人仍有自由。許多基督徒都熱衷於解釋預言，然而，當耶穌基督論及末世時，他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神學家楊牧谷博士亦反對用解讀「三世書」的眼光看聖經。 古人說：「樂天知命。」我說：「樂天而不知命。」 20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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